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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南宋陳亮“持法深者無善治”之論
發布時間:2021-07-23 09:53 星期五
來源:人民法院報

南宋思想家陳亮(1143—1194年)提出了著名的“持法深者無善治”之論(或曰命題),道理似乎很簡單,因為“法愈詳而弊愈極”,只有立法寬簡,才能收“獄治日簡,教化浸行”之功效。這一論斷源自于陳亮一生的治世理想:“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

任人:解讀陳亮命題的時代背景

“持法深者無善治”很容易被化約為“法深無善治”這樣的客觀命題。這一簡化又可以演變成兩個子命題,即“善治不必法深”“法深必不善治”。就此而言,評價國家與社會治理好壞的標準就變成了相當清晰的兩大指標:立法繁簡與否,執法寬嚴與否。不過,我們始終無法量化法治社會所需的立法數量,更無法精確回答法治社會執法寬仁的具體評判標準。歷代善治與否并非是立法的繁苛或執法的嚴苛所能單獨決定的。如此理解這一命題,無疑讓這一客觀命題變成了模糊命題,無法證偽。我們如若回到陳亮“持法深者無善治”命題之語境中,便可清晰查見這一命題非客觀陳述,其主觀色彩極為濃烈。法深之弊并非出于“法深”這一客觀條件,主要來自于用法之人這一主體要件。

兩宋思想家大抵主張“任人”,以此來指摘帝王“任法”,是與皇帝分權之舉,更是積極貫徹“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皇帝通過積極立法以防范士大夫的逾矩和濫權,則是維持皇權的必要手段。不過,宋代皇帝忘記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告誡,反倒在向士大夫放權的過程中時刻提防他們的“貳心”,一再用法度約束,并且將王法的作用強調到了極致,實在是矯枉過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有違儒家“中庸”之道。這一切皆是宋代帝王過于看重集權的私心所致,正如陳亮之好友葉適(1150—1223年)所言“(權力)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皇帝表面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背地里卻“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仇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為國害”。

自岳飛被殺以來,南宋朝廷變法改革動力盡失,北伐無望。皇帝不能直接表明偏安一隅的立場,依然要在思想和行動上體現北伐的決心。唯有通過不斷地制定法令,才能表明朝廷積極有為的姿態。不過,這一做法完全是掩耳盜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法度已成為維持君臣和朝廷臉面的飾物,官場上下心照不宣,陳陳相因罷了。有志之士則發出了重整道德倫常,主張“任人”而不“任法”,高舉北宋張載(1020—1077年)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士大夫政治抱負大旗。

指向:北宋法深之弊與命題真意

陳亮借用“法深”與“善治”之關聯,直接批評的對象是“持法深者”。考慮到他被歸為浙東事功學派——浙東事功派指的是生活成長于浙東地區的士大夫,除呂祖謙作為從理學向浙東事功派轉折過程中的學者外,主要代表人物則有薛季宣、陳傅良、陳亮和葉適等人。由于浙東事功派獻身于恢復的偉大事業,力圖改變現有局面,他們便極其自然地繼承了宋學建立以來自范仲淹到王安石等的面向社會實際、講求應用于社會實際的優良學風。并且陳亮的思想如果用“功利儒家”來概括的話,他所批評的當是北宋當權者和執法者。陳亮在其策文《人法》中曾直言不諱地總結道:“漢,任人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鄧小楠認為“任法”與“任人”的權衡與爭執、互補與折衷,幾乎貫穿了兩宋三百年。就此而言,陳亮是站在“任人”的角度去分析法深之弊的。在陳亮看來,宋代“法深”問題之關鍵在于對人和法作用的估計有失偏頗:“法當以人而行,不當使法之自行,今任法之弊,弊在于使法之自行耳。”“使法之自行”意即放縱法深之弊,更可惡的是明知法深有弊,反倒利用法深(尤其是法條互相矛盾之處)故意“鉆空子”,導致人心渙散,無法團結一心,同仇敵愾。因為況且“奸尻之熾,皆由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這些都是出自于用法者的“壞心思”。當然,若立法者明知立法不可達到面面俱到的效果,反倒偏執地認為立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過于看重立法,便是假借立法解放人的主觀能動性,逃避責任。陳亮能夠看到“不獨天下日以不理,而五方之異宜,人心之異用,天運之無窮,萬世之方來而未已,豈文書所可得而盡束之哉?”北宋名儒忠臣輩出,相信他們都能清醒地認識到歷代都無法制定涵蓋一切社會問題的法典律令,更何況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如果如陳亮所說,“聽其自窮,則非仁智之用心也。”這等于是將批評的范圍擴大到了所有士大夫統治階層。非要解釋北宋士大夫的“非仁智之用心”,則要歸咎于皇權定下的“事為之防”的祖制。雖然有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但畢竟是曇花一現。

陳亮認為“事為之防”才是宋代一直秉持的祖宗之法和治國理念,以致宋代君王對“任法”深信不疑:“今儒者之論則曰:‘古者不恃法以為治。’而大臣之主畫,議臣之申明,則曰:‘某法未盡也,某令未舉也,事為之防,不可不底其極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說便于今而不合于古,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所以上貽有國者之憂,而勤明執事之下問。”一個十分看重權謀和法度的法家君王,與一群追求修齊治平的儒家士大夫,勢必會在“任法”與“任人”上有所側重。君王偏向“任法”,而士大夫側重“任人”。只不過因北宋國力尚未孱弱,法度依然可行,故而“任人”思想并不占主流。待至南宋,朝廷羸弱,收復失地無望,士大夫才對“任法”進行全面反思。

推進:葉適對命題的認同與補充

晚年的陳亮生活于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當時因敕令格式統類合編而導致條文龐雜繁瑣,并且同一事類因敕令格式不同而散見于各編,檢閱大為不便,致使“用法之際,官不暇徧閱,吏因得以容奸”。(《宋史·刑法一》)即便在淳熙七年(1180年)欽頒了420卷的《淳熙條法事類》,然史載“修法官吏多系選人為之,時有不通古今,不習法令者,一切受成于吏人之手,往往不僅名實混淆,使‘敕中有令,令中有格’。”(《宋會要·刑法》)且修法官吏上下其手,隨意肢解條文,讓南宋預通過改善立法技術來解決法深之弊的設想化為泡影,條法事類的法典編纂形式也被后世所棄。這些被陳亮的好友葉適總結為“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葉適對法深的理解更進一步,宋代的法深之弊并非立法過度導致,而是消極性的懲罰性立法過度,缺少積極性的激勵性立法。宋代為了防范權力旁落而“矯失以為得”,防弊太甚,反而對發展社會活力缺乏積極且正面的制度考慮。(任鋒:《葉適與浙東學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維的開展》,載《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即便在遭遇靖康之難、國家動蕩后,立法之目的依舊沒有改變,如此導致人心、人氣、人才皆失,正所謂“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日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為得。”牟宗三讀后認為,有宋二百余年,其心思議論全寄托在矯唐末五代之失上。因此,宋代一切法禁皆展轉為害。(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版,第205頁)葉適繼續評論道:“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于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于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這正是對陳亮批評的那種偏執且無奈的“持法深者”的恰當解釋。

葉適將用法之人進一步劃分為三種——賢明者、庸愚者、小人者:“然而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于所害。天下皆行于法度之害,而不蒙于法度之利,二百年于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在此情形下,“天下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這表明在葉適看來,法度之害已是侵入國人之骨髓。這是葉適較陳亮更進一步的觀點。他將“持法深者”的外延進一步擴大,它既包含了積極踐行者,如小人,也包括了消極對待者,如庸愚,更囊括了徹底失望者,如賢者。而且,他將“法深”之責最終歸罪于最高統治者:“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于國威不立。”最大的“持法深者”當是君王,故而葉適言道:“天下非可以私智為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唯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頹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曉其故。”此后以顧炎武、黃宗羲等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將此觀點發揚。面對如此之弊,葉適的方案也只是“故臣愿階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于昭昭之涂”。“揭其條目而治之”只是治標之策,積重難返,并無徹底破解之法。

方案:陳亮命題重提及終極目的

對于如何到達善治,陳亮認為依然要依靠律法,然治國之法首先“當使法令寬簡”,“寬簡之勝于繁密也,溫厚之勝于嚴厲也。”“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同時,重視選拔官吏,人法協同為治:“大概以法為定,以人行之,而盡去其使法自行之意,上合天理,下達人心,二百年變通之策也。”這些對策無疑是對儒家治國思想的再次強調。這一重新發掘人的作用之觀點符合陳亮思想的基本主張。當時陳亮與朱熹(1130—1200年)展開了“王霸義利之辯”的激烈論戰。程朱理學認為,天理與人欲勢不兩立。朱熹曾云:“蓋天理與人欲之并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因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陳亮對此持反對意見:“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舍人則無所謂道,無人去行道,道也就無法體現。因而漢唐之君建功立業,實際上就是在行道,如此方能保證國家昌盛。他將王道與事功從對立轉為統一,這就論證了為國為民的事功不但不是惡的,相反,是在行王道。

陳亮以為,程朱之流空談道德性命之學不僅對行王道沒有任何助益,相反使“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究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道從矣。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同樣,士人對“法深”之弊熟視無睹,甚至習以為常,多是受程朱理學之影響,將君王立法之事功視為“人欲”之惡,面對強大君權的力量,只能放逐自己,消極避世,而不積極為國為民建言獻策,成就“王道”。這是陳亮批評“持法深者”的終極目的所在,持法深者們如果都能像葉適一樣,既能清醒地認識到法深多源自于君主之私,為鞏固君王統治所設,但亦能為擺脫法深之弊而諫言獻策,踐行士大夫應有之責任,為君行王道的同時,為民為國謀福祉,正是陳亮、葉適等人的終極立項。整體而觀之,陳亮之“持法深者無善治”命題的提出不僅對當時沉迷于理學的士大夫有振聾發聵之效,而且對君王之富國強兵改革有醍醐灌頂之功,因為,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既非空談性命道德的理學,亦非為己的功利之學,而是為國為民的王道事功之學。陳亮一生郁郁不得志,未能步入仕途踐行理想——葉適則不同,他歷經官場沉浮,所論皆淪為空談,故而對“持法深者無善治”并未提出十分精細的改良建議,看似只是對儒家理想的重復強調,但結合其思想體系來看,此論斷對當時沉迷于理學的世人有著極大的沖擊。

從陳亮的這一命題來看,宋代法制的發展即可看作是一個逐步“法深”的過程,制度設計既已如此周密繁復,但并未收獲良效,這使得民眾對制度的興趣大大減弱,士大夫們逐漸將注意力轉移到制度之上的主觀層面,諸如陳亮等南宋的思想家更加注重道德修為和用法之人的作用。“法深無善治”是南宋士大夫群體在積弊已久的社會中所提練出的對法律認識的基本經驗。以陳亮之論來看,法律數量的多少并不在士大夫的討論范圍之內,達到善治的關鍵在于立法和用法之人的寬簡態度。(文中所引文字除特別標明外均參見《陳亮集》《葉適集》)

(趙曉耕 沈瑋瑋 作者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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